需要制衡，创新需要思想解放。
激烈辩论后，评委提问反方：“如果给你们选择：生活在三十年前的美国（政治自由但经济平庸），还是今天的九黎（经济发展但自由受限），你们选哪个？”
反方四位辩手，三位沉默了。
只有一位女生回答：“我选，创造第三条路。”
“什么意思？”
“九黎证明了经济发展可以很快；西方证明了政治自由可以很充分。为什么不能结合？为什么不能有‘发展的自由’和‘自由的秩序’？”她眼睛发亮，“也许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找到那条新路。”
监控这场辩论的安全官员在报告中写道：“新一代不再简单接受官方叙事，但也没有倒向西方。”
“他们在独立思考，这可能是最大的风险，也可能是最大的希望。”
报告送到龙怀安桌上，他只批了一句话：
“让他们想，只要他们想的是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不是如何摧毁它。”
窗外，春末的阳光正好。
体系的生命力，最终不取决于它能多严密地控制思想。
而取决于它能为多少思想，提供成长的土壤和结果的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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