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结束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后，西晋迎来全国统一的新局面。为巩固大一统政权，司马炎着手重构地方行政与军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定州县疆域，同时颁布诏令，要求各州郡解散或大幅削减地方军队，以此削弱地方割据隐患，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掌控。经济层面，他正式推行占田制、课田制与户调制度，以法律形式规范百姓土地占有、赋税缴纳标准，试图稳定国家财政，恢复社会生产。
司马炎登基之初，深刻汲取曹魏政权覆灭的教训。曹魏末年，朝政严苛峻急，社会风气颓废败坏，上层贵族奢靡无度，民心渐失。为此，司马炎刻意以“仁俭”矫正时弊：对无法维持生计的贫民，按人赐谷五斛；免除百姓历年拖欠的债务；诏令各郡国长官巡行属县，体察民情；朝堂之上广开言路，包容直言进谏之士。他还极为重视律法建设，命贾充等人修订编撰律令，甚至亲自向百姓讲解新律条文，并且亲临朝堂听讼断狱、复核囚徒，力求司法公允、政局清明。
然而，这份勤勉与克制，在平吴统一、天下安定之后彻底消散。外患已除、四海升平的局面，让司马炎逐渐懈怠政事，沉溺于游宴享乐，生活日趋腐化奢靡。君主的放纵成为朝堂风气的风向标，在皇帝的示范下，满朝文武竞相效仿，何曾、王济、王恺、石崇等勋贵权臣，以斗富炫财为乐，奢靡攀比之风愈演愈烈，西晋统治阶层的荒淫腐朽，在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尽管统治阶层奢靡成风，但全国统一带来的长期安定，仍推动西晋经济在太康年间迎来短暂繁荣。太康三年（282年），朝廷统计全国户籍总数达三百七十七万户，相较平吴之初激增一百余万户。新增人户中，既有官府清理出的隐漏逃户，也包含战乱结束后自然增殖的人口，人口与户籍的增长，直接反映出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时期也被后世誉为“太康之治”。
盛世表象之下，皇位继承的隐患已然暗流涌动。太康三年（282年）年末，司马炎下旨，将时任侍中、司空的胞弟齐王司马攸调任青州都督，将其排挤出政治中枢。司马攸曾是司马昭时期，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之位的核心对手，到司马炎晚年，德望颇高的他，又成为司马炎传位太子司马衷的最大障碍。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天生智力低下，近乎白痴，那句“何不食肉糜”的荒唐言论，便是其昏庸无能的铁证。太子的庸劣不堪，让朝中诸多重臣忧心忡忡。尚书令卫瓘曾借醉酒之机，委婉提醒司马炎，太子难以承担社稷重任；学识渊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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