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隋炀帝杨广驾临洛阳，随即下诏筹备营建东京，这一关乎王朝格局的重大决策，既藏着深层的政治权谋，也裹挟着荒诞的天命谶纬之说，成为隋王朝走向奢靡耗国的开端。
早在这一年冬十月，术士章仇太翼便向杨广进言，称“陛下是木命人，雍州乃破木之冲，不宜久居；谶语有言‘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受封晋王，正应此谶”。这番话恰好戳中杨广的心思，他靠非常规手段登基，皇位合法性本就饱受质疑，急需借助祥瑞、五行之说为统治正名。章仇太翼以五行生克为依托，将迁都洛阳与杨广的晋王身份绑定，既迎合了他笃信谶纬的心理，又为他摆脱长安关陇旧势力束缚、打造全新政治中心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支撑。杨广听罢深以为然，当即在十一月乙未日赶赴洛阳，正式启动新都营建的筹备事宜。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任命杨素、杨达、宇文恺三位重臣全权主持营建工程。杨素是隋朝开国元勋，军政才能兼备；杨达身为宗室重臣，深谙朝廷典章制度；宇文恺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建筑巨匠，曾主持修建隋都大兴城。这般顶配的工程班底，足以窥见杨广对营建东京的极度重视，也预示着这场工程将倾尽举国之力。
关于此次洛阳营建的都城性质，史学界向来观点不一。《隋书·宇文恺传》直接将其记载为“迁都洛阳”，后世诸多学者也沿袭此说法。而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分册主编的《中国通史》则提出不同见解，认为此时洛阳实为陪都，长安并未丧失都城地位。细究史料便能发现，炀帝诏书中明确写着“于伊、洛营建东京”，以“东京”为名，本就与西京长安形成对应；《隋书·地理志》记载，河南县于大业元年迁入新都，河阴县、伊川县也在大业初年并入洛阳，可见洛阳已然成为新的行政核心。但杨广终其一生，从未正式废除长安的都城名分，这种两京并立的格局，让洛阳的地位显得格外微妙，既是实际统治中心，又未完全取代长安的法理地位。
同样是大业元年，在营建东京的同时，杨广下令修建显仁宫，这座离宫从建造之初就极尽奢华，不惜耗费天下物力。为打造这座宫苑，朝廷派人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遍寻奇材异石，千里迢迢运往洛阳；又搜罗海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奇兽，用以充实宫苑的园囿亭台，只为营造出人间仙境般的景致。与此同时，杨广命王弘等人赶赴江南，督办数万艘龙舟及各类船只的建造，以供其巡游之用。洛阳的官吏监督劳役极为严苛急迫，繁重的工役之下，十之四五的役丁不堪折磨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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