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自己纳谏之诚，激励天下直言之风。孙伏伽此后多次进谏，论及三事：其一谏李渊不要因畋猎而废国务，其二谏不要以歌舞教习贻误太子学业，其三谏慎选官员，勿使不肖之徒滥竽充数，李渊皆嘉纳之。
对在隋代即有清名、负责教导太子李建成的名臣李纲，李渊也颇为敬重。李纲耿直不阿，在隋代即因直言忤旨而屡遭贬斥，入唐后任太子詹事，悉心辅导李建成。李建成渐事奢纵，李纲频加谏诤，言辞激切，李渊不仅不怪罪，反而对其直言多有采纳，称"李纲之言，药石也"。这些事例都能反映出李渊"虚心尽下，冀闻嘉言"的诚意和决心，展现了开国君主应有的政治胸襟。
然而，李渊的纳谏亦有明显的局限与反复。武德二年（619年），他听信宰相裴寂谗言，以"谋反"罪名杀死开国重臣刘文静。刘文静与裴寂本为太原起兵的核心谋士，二人齐名，但刘文静自恃才高，轻视裴寂，二人矛盾日深。刘文静酒后怨言，被妾告发，李渊不顾李世民等人力救，执意诛之。此举不仅使唐朝失去一位能臣，更开了滥杀功臣的恶例，时人冤之。此外，李渊杀死投降军阀薛仁杲、萧铣、窦建德等人的行为，虽出于政治考量，亦受到了后世的批评。尤其是窦建德之死，直接导致河北复叛，刘黑闼起兵，祸延数年，可见滥杀降将政策之失当。
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深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他本人在隋代历任要职，熟悉隋朝官僚体系之运作，深知其中人才济济。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体现了"用人不疑，唯才是举"的务实态度。
如裴矩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精通西域事务，撰有《西域图记》，李渊仍委以重任，使其继续主持西域事务；宇文士及为隋室驸马，入唐后历任中书令、殿中监等职，备见亲待；封德彝"明练吏职，甚有能名"，在隋代即以干练著称，入唐后更是"揣摩上旨"，深得李渊信任。这些人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使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典章制度迅速完善，行政效率显著提高。李渊这一"旧臣新用"的策略，既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又充分利用了现有人才资源，减少了开国初期的政治震荡。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深刻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此一制度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堵塞了寒素人才的进身之路，加剧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李渊毅然沿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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