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官吏，以极端的方式反抗暴政，足见当时劳役之酷、民心之怨。
转眼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唐高宗李治的风疾愈发严重，头晕目眩、视物不清、周身乏力，早已无法如常处理繁重的军国政务，身心俱疲之下，他萌生了退位避疾的念头，打算下诏逊位，让天后武则天正式临朝摄政，全权打理天下大事。
此念一出，朝堂震动，宰相郝处俊当即挺身而出，犯颜直谏，言辞恳切又掷地有声：“陛下为何要将天下皇权，亲自交付给天后？这大唐江山，是高祖皇帝、太宗皇帝戎马半生、浴血奋战打下的李氏宗庙江山，并非陛下一人私产。陛下理应谨守李唐宗庙社稷，将皇位代代传予李氏子孙，万万不可将国家权柄拱手让于他人，更不能因一己私情，把天下托付给皇后啊！”
郝处俊的谏言，守住了李唐宗室的底线，也点醒了尚存理智的李治。李治听罢，默然良久，最终打消了逊位让权的念头，摄政一事就此作罢。
可此事，却彻底激怒了野心勃勃、早已暗中揽权的武后。武则天深知，朝中老臣心向李氏，处处掣肘自己夺权，宰相之权更是自己独掌朝政的最大阻碍。她并未显露怒意，而是暗中布局，开始悄无声息地拆解相权：秘密召集大批出身寒门、没有深厚门阀背景的文学之士，如元万顷、刘祎之等人，入禁中编撰书籍。短短时日，便编撰完成《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典籍，总计千余卷，以此收拢人心、树立自己的权威；与此同时，她密令这些文学之士，暗中参与决断百官上奏的奏折疏议，绕过三省与宰相，直接承接旨意处理政务，一点点分割宰相手中的实权，慢慢将朝政大权收拢到自己手中，为日后独揽朝纲埋下伏笔。
时光推移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大唐腹地遭遇了毁灭性的天灾。关中平原与山南地区二十六个州郡，接连遭遇旱灾、蝗灾，粮食颗粒无收，全境爆发特***，身为京师的长安，已然到了“人相食”的人间绝境，饿殍遍地、民生凋敝，昔日繁华帝都沦为人间炼狱。
面对关中惨状，李治无力赈灾，只得在当年四月，仓促移驾东都洛阳。此次出行毫无准备，行程急迫慌乱，随行护驾的士兵粮草断绝，一路上接连有人饿死在道旁，从长安到洛阳的两京官道上，死尸横陈、枕藉相望，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一路蔓延，满目疮痍，令人不忍直视。
即便天下已然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唐高宗李治却依旧沉湎于封禅盛典的虚妄功业。他早已完成泰山封禅，自诩功盖古今，便想要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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