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初唐武德、贞观年间的草创格局，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大唐制度文明与对外交往均进入关键转型阶段。文化层面，科举制度摆脱附庸地位、正式走向朝堂政治舞台中央，开启了中国千年文官体制的变革先河；外交层面，唐朝依托极盛国力，维系草原和亲体系、应对吐蕃崛起博弈、接纳西亚波斯流亡势力、首次与阿拉伯帝国建立官方外交，形成了东慑半岛、西通中亚、南联异域、绥靖西陲的宏大外交格局，为盛唐开放包容的天下秩序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始创于隋、萌芽于唐初，但真正从边缘制度走向国家选官主流、开始影响高层政治格局，始于唐高宗一朝。
贞观年间，朝廷用人仍以关陇勋贵、山东士族、门阀世袭、荫补勋官为绝对主体，科举仅仅是补充性选官渠道，取士人数极少、出身低微的进士难以跻身中枢高层，对朝堂格局影响微弱。
李治即位后，为制衡把持朝政的关陇世家与老牌士族势力、削弱门阀世袭特权、扩充皇权统治根基，开始系统性重建、规范、推广科举制度，大幅提升科举取士的政治地位，扩大应试范围、放宽准入门槛，鼓励寒门子弟入仕，彻底扭转了初唐选官格局。
自永徽以后，天下读书之风大盛，全国应试儒生、参加科举的人数呈爆发式增长，科举的社会影响力、政治影响力迅速扩散。最显著的变化是：中枢最高官僚体系开始出现大量科举出身的官员。高宗中后期历任宰相，多人拥有进士、明经功名，凭借科举才华步入宰辅行列，彻底打破了“非勋贵不得入相”的初唐政治传统。自此，科举出身的文官，开始正式进入大唐权力核心，开启了唐宋士大夫文官政治的雏形。
但必须客观正视高宗朝科举改革的时代局限性，不可过度夸大其变革力度。此时的科举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彻底取代传统选官制度，门阀世袭、荫补入仕、胥吏迁转，依旧是大唐官员队伍的绝对主流。
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科举出身者依旧只是少数群体，朝堂与地方各级官吏，大多仍依靠家族世荫、门第特权承袭官位，或是从基层胥吏积累资历逐级升迁，寒门科举子弟在官场中仍处于弱势地位。
最直观的数据对比足以印证这一格局：永徽七年（656年），大唐拥有资格通过胥吏转正、进入正式官僚体系的人员，多达一千四百余人；而同年，全国通过难度最高、最为正统的进士科考试成功及第者，仅有二十二人。
悬殊的数字差距清晰说明：高宗一朝，胥吏迁转、门阀荫补仍是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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