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在对内整顿吏治、革新朝政、开创清明治局的同时，并未放松对广袤边疆的经营管控，凭借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政改革扭转了此前边防空虚、疆土沦丧的困局，逐步收回武后、中宗时期丢失的大片边境领地，重塑大唐四方藩服的强盛格局，而这一切变革的核心根基，便是对沿袭已久的府兵制度进行彻底重构。
后世史学界对府兵制崩坏的根源历来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主流看法认为，府兵制赖以存续的根基是均田制，自高宗末年至武周时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朝廷授田制度日渐瓦解，大量自耕农失去赖以生存的田地，不堪赋税与兵役双重重压，只能弃地流亡；在册农户持续锐减，直接掏空了府兵征发的兵源。加之朝廷为填补兵源缺口，不得不发配服刑罪犯充任府兵，昔日自备军械、戍守疆土、享有荣誉的府兵身份彻底贬值，清白良家子弟皆以从军为耻，再也无人自愿应征，府兵体系随之走向崩溃。
但另有一派学者提出异议，主张均田制崩坏并非府兵制衰落的核心诱因，二者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府兵体系瓦解有着更贴合边疆现实局势的深层缘由。
从唐王朝彼时四面受敌的边防实情来看，府兵制本身的制度设计，已经完全无法适配急剧恶化的边疆战略环境。其中最严峻的威胁来自青藏高原崛起的吐蕃政权，吐蕃国力日渐强盛，对外扩张欲望极强，觊觎河西、安西、陇右乃至剑南各处山川沃土，其核心腹地盘踞高原，占据地利优势，唐军以往远距离远征、轮番戍边的传统战略，始终难以形成持续性压制，无法彻底消解吐蕃带来的边防压力。为长久抵御吐蕃、突厥、契丹等多方外敌，沿边大规模长期驻军已成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三年一轮换、兵农合一、服役周期零散的府兵，既难以长期驻守边镇，又无法完成系统化野战训练，制度短板暴露无遗，衰败成为定局。
开元十一年（723年），玄宗采纳宰相张说极具突破性的兵改方略，正式废止府兵轮番宿卫旧制，全面推行职业雇佣兵制度。朝廷首先在关内道大范围招募青壮年百姓入伍，甄选精壮十二万人专职拱卫京师，定名“长从宿卫”，民间亦俗称“长征健儿”。这场改革标志着大唐兵制完成从兵农合一府兵制向职业化募兵制的根本性转型。在此之后，朝廷耗时十余年逐步完善配套法令，将募兵制由京畿推广至全国所有军镇州县。
新的募兵制度彻底废除了府兵轮番远赴边境戍守的旧规，百姓不必再抛下田地家业、千里跋涉远赴边地服役，长久解除了民间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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