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烫着客人；想起跟虚五去虚老幺咖啡屋“侦查”，被苦得龇牙咧嘴，虚五说“喝咖啡的人都是傻子”；想起在大舅家吃回锅肉，结果吃出了一场家庭风暴；想起陪甄贤婆婆去融金寺求签，无忧和尚说“云开见月明”，我妈把竹签紧紧攥在手里；想起东西哥在黑板上画下第一个圆，说“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想起三表哥在田埂上记笔记的背影……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那个捆得结结实实的大包袱，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班车是那种老式的长途客车，车身漆着绿白相间的条纹，发动机轰隆隆响，车厢里弥漫着汗水和尘土的味道。我妈站在车窗外，眼圈红红的，却笑着朝我挥手，阿爷站在一边，手里端着一杯老荫茶——大概是刚从茶馆里端出来的，茶还冒着热气。
甄贤婆婆没有来送我。她只是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拄着拐杖，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她的白发被晨风吹乱了，她也不拢。班车从她面前开过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见她的嘴唇轻轻翕动，像是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可我知道她是在说——路上小心。
刘二娃坐在我旁边，嘴里嚼着泡泡糖，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把糖纸剥下来，折成了一只纸鹤，递给我。
班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着，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了山林，又从山林变成了县城郊区的厂房。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鸣声隐隐约约地传进来。路边有人在卖橘子，挑着担子站在路肩上，朝班车挥了挥手。我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头既有期待，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惆怅。
三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我会站在讲台上，像东西哥那样在黑板上画圆吗？我会在黑板上写什么字？我会成为甄贤婆婆说的那个“对得起学生”的老师吗？
到了县城，学校比我想象中大得多。校门口立着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南疆县中等师范学校”几个大字，字是用正楷写的，笔画有力。校园里有好几栋教学楼，操场比重阳镇中学的操场大了两倍不止，跑道是煤渣铺的，踩上去沙沙响。篮球场上有人在打球，球鞋在水泥地上摩擦出尖锐的响声。我和刘二娃被分到了同一个寝室。寝室里一共八个人，四张高低床，每个人的床头都贴着花花绿绿的贴纸——有的是电影明星，有的是足球运动员，有的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风景画。
刘二娃一进门就把上铺占了，把包袱往床上一扔，床板震得嗡嗡响。“金娃子你睡下铺吧，省得你半夜从上铺滚下来。你这人睡觉不老实，小时候在你家打地铺，一晚上能翻十几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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