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也不打话，只向旁人拱一拱手，便自离去。
如此一来，气氛很是尴尬，各人也只得再劝慰赵鼎几句，便各自离去。
赵桓前日就已返回长安，却是不曾进城，只有赵鼎等大臣知道他就停驻在长安城外不远的灞桥左近。因皇帝早有招呼，待李纲到得长安后，与诸臣一起陛见。
灞桥，距长安十余里路。唐时长安城中有人离开都城，便是将人送行至此，当春风扑面，柳絮飘飞之际，折柳赋歌，为好友壮行，极尽风雅。
赵桓在灞桥停留，御营地址原是驿站，他自己住在房舍之内，随行的数千御前亲军，就在驿站四周，扎营护卫。
他原本也是着急回来召见李纲等人，向着这些后世名臣，询问战守大计，询问改良政治，改善经济状况，促进农耕，改革军制的策略。
只是在川陕一行之后，一路上奔波辛苦，也并不能使他完全消弥心中的疑惑。
李纲，赵鼎，甚至张浚，都是史书名臣，想来能力并不会差。可是宋代名臣，又难道少了？为什么真宗年间，丈量东京附近的土地都做不到？
王安石改革，以惨败告终，最后落得个新旧党争，徒然消耗了宋朝国力。
冗员，冗费，冗兵，这三冗带来的沉重负担，到了这个丧乱之际的亡国时候，居然一点改善的迹象也没有。
他阅览过很多当时的财政报告，国家的收入在六千万贯和八千万贯之间徘徊。失去了河东、山东、河北、河南，甚至江南湖南湖北各路，也被金兵数次攻入，很受破坏，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有所增加。
而这些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了官府费用、俸禄支出、军费，用在公共设施的改良，赈济，科教文化医疗等后世需要大力投入的各项领域里的，几乎为零。
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开始积贫积弱，财政几次面临破产的危机。在仁宗庆历年间，国家就腐败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
浪费，贪污，隐田，优厚的官俸，使得宋朝的士大夫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顶级待遇，而宋朝税收之重，却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税制，它的精髓便是量出为入。每年在收取赋税完结后，官府制定出明年所需的花费，然后来制定税额。
宋朝的优礼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征税的耕地年年减少，巨额的税收落在了佃户和中小自耕农身上。
宋朝的职业雇佣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负担一百多万职业军人的一切费用，这样庞大的开支，只能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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