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黄巾起义，这是封建正统史家对农
民起义的诬称，那就是说，监卖制度应于黄巾起义以前就已
有了。黄巾起义是在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爆发的，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中央派使者监卖盐业之制，似在延
嘉七年至光韧七年(公元164——184年)之间，①因为延嘉七
年以前，仍是大守统管盐铁业，派盐铁官收税，并将盐铁税
一部分上交给天于。即使有权的中常侍侯览个人窃书借河东
郡的盐税，也“积日不得通”。说明这个时期还不需要派
“使音”监督盐官，以保证朝廷的税收，
东汉对盐官的职家有明确的规定， “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⑦之所以置中央使者对盐官实行监卖，无非是郡县保证不了上级的税收。东汉中后期盐铁税的关链在“民锅”这一环上，要掌握盐的销量、销价，从而征税。因此， “使者”的职掌似应如此。为什鸟郡县保证不了朝廷的税收，而必须派使者监卖呢7我认为有以下的原因：一是郡县盐铁官本身的问题。和帝即俭后之沼讲得很清楚，实行专卖后“以违土意”，其根源是“吏多不伊，“动失其使”。民营收税后，更治不见得会有所好久磁口卫朗所云，献帝建安韧年之所以恢伊使者“监卖制，也是因“乱来敬放”，管理不严，盐税保证不了上交。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郡县抓得不紧，不但盐米价格昂贵，而且人口也减少；反过来，则“盐米丰残，十倍于前”。①安帝时，虞切为武都太守， “始到，谷石干，盐石八干，见户万三干，视事三岁，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郡户数万“。②说明在同一郡中，由于前后太守采取的措施不同，则效果差别很大。武都那在二三年之所以变化大，主要是因为虞销平定羌胡之后，采取倍道、开河、招抚流民等措施的结果。这样，郡县就能保证上缴朝廷税收，反之，象虞钥的前一任太守，就差远了，盐价很高人民买不起，当然就保证不了税收。二是桓灵党铜之祸以后，东汉政局不稳，王枚日衰，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因而各地酝酿着农民起义。直至光和七年，终于思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朝廷为了应付内外战争的需要，必须按刮民队因而中央派“使者”监督盐官，以加紧对盐铁税的征收，也有这个可能。
当然，献帝建安初恢复“监实”盐官之制，那是另有原因的。主要是对流民的安置问题。流民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最赖手的问题。不但政府减少了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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