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借口。
我无法向阮黎医生证明，故事中的他们，以及那些神秘诡异的事物，都是真正存在的。而我，也就是故事中的“高川”，书写的不是自己的妄想，而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推动我写下日记的那种感觉已经中断，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此时此刻却清楚知道，倘若再动笔，那么写下的东西，就不再是“真实情况”，而真的就是我的妄想了。因为，之前写下的内容，根本就不是我所遭遇的情况，而是远在伦敦的那一个高川所已经经历的一切。这种感觉，就像是灵感，而这份灵感，我更愿意相信，是源于同为“高川”的心灵之间的连接。
“江”以超然的意志，注视着这一切，而用我的手，记录下我这个高川所不知道的事情。它是既是这个故事的观赏者，也是这个故事的梗概编写者，更是这个故事的实况记录者。
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当作者撰写故事的时候，故事中往往会出现一个自身最中意的角色，一个愿意代入的形象，而这个角色和形象往往不会是主角。
随着故事的编撰，根据心情和想法的变化，作者本人也会在情节中，表现出自身的情感倾向，认知情况乃至于喜好与憎恶，甚至仅仅是一是心血来潮的善意和恶意。在这样一个故事的初稿中，充斥着作者在写作工程中所有能够想到的，能够体会到，能够思考到的东西，以至于，这个故事和它最终经过删改定稿后的故事，会出现许多差别，乃至于，细节、表述的内容和结局，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其实，在假设“江”和“病毒”是两位一体的情况下，再假设它们只是某一个人类所无法注视的编撰者，在书写人类和世界的命运时，感性和理性的摇摆，善意和恶意的体现，以及喜好和认知所带来的差异，不也可以解释得通的吗？
这样一个，人类所无法观测，无法直视，只能通过自身的命运，以及那疯狂的命运，臃肿而纠结的事件脉络去感受的存在，乃至于人类自身的每一个念头，无论是对命运和神明的哲思，对事物的认知，全都由这样一个存在所决定的。
那么，倘若它不是神明，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想法或许是悲观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却不免得让人这么想一想。
我知道，这样的思考，对自己根本毫无意义。甚至于，想过之后，就必须扔进垃圾桶中——我这么做了，毫不犹豫，让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去尝试相信什么。只是，我相信的对象，是“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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