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且和小王驸马合作绝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除了不会侵吞他们的财产之外，只要能够和小王驸马挂上关系的生意，就是官府也要给三分薄面，这就相当于给他们的财产买了一份保险，让商人们安心的很。其实和王静辉接触的时间越深，商人们可以感受到王静辉心中的一些想法──改变商人的地位，通过各种善事来提高商人在人们眼中的评价──这也是王静辉所能够想到唯一提高商人地位的办法，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保护商人的社会习惯，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才这么做过，对他而言最有利的一点便是孔圣人将管子排在周公之后，这在儒家的地位当中是非常高的了。
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大宋商报》的命运，不过王静辉可不是这么容易认命的人──《大宋明镜报》当初就是靠一些《封神演义》、《西游记》这样的“通俗文学”白话文学来打开了销路，扩大了其影响力，王静辉为了不让《大宋商报》成为鸡肋，便开始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经济理论方面的，《经济学》是后世大学中每个学生必修的课程，王静辉虽然对后世的经济学并不精通，但来到这个时空后经商起家，使用商业手段来影响大宋高层，上呈给大宋统治高层的许多策论中都有经济学的影子，他对这个时代的商业运行状况是十分清楚的。
王静辉在《大宋商报》上发表地第一篇文章便是《论国家调控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这完全是针对王安石变法所发表的一篇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尽管在后世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么粗糙的文章有些惨不忍睹，但在这个时代其轰动效应却是毫不亚于一场学术界地地震，当这个时代的大儒、士子们在《大宋商报》上面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内心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了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等朝廷重量级人物。
由于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内容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所以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一时间《大宋商报》成为众矢之的，各种评论纷至沓来，王静辉也采取了听之任之地态度。《大宋商报》的经营权虽然不在王静辉的手中，但是编缉和办报思想都是来源于他，所以《大宋商报》对于这些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论，精选出来刊登，当然这场论辩地主力依然是王静辉。
不过当第二期的《大宋商报》出版后，人们都是一阵愕然──《论自由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优劣》。作者依然是那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小王驸马。争论依然在进行，但随着每一期的《大宋商报》，王静辉每次都会有新地经济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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