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谈，至少，在朱祁镇的这个时候，还没有那种国家的硬性征收指标。
国家的税赋一直就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那么，大明的百姓增长了，经济和工商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这些因之而产生的税赋增加了没？
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增加，或者说，征收之后，交纳给朝庭的税赋并没有获得增加，甚至于有时候还在减少，那么为什么大明的老百姓还会痛不欲生呢？
除了各个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官员造孽。按照规定，明朝的官员工资极低。但是，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数十倍于官员的大量吏员，更是没有工资的，但他们同样有很体面的生活。他们如何能够在极少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的情况下，过着令人羡慕的体面奢华生活的呢？这就是说，他们有来钱的门路。
其实，来钱的门路也很简单，贪污当然是有的，把国家的经费装到自己的私囊里。但是，这是少数。国家经费有账可查，明目张胆的贪污是有风险的。他们的钱，多是敲诈勒索来的，通过刮地皮刮来的。
通过额外加派的办法对老百姓进行的敲诈勒索。你看起来土地上承担的税负不重，可是额外巧立名目收走的往往是正式规定的税额的数倍到十倍。名目多到无法一一指出，总之是，什么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火耗，鼠耗，雀耗。
粮食收上来后还要老百姓千里万里运送到规定的地方。你想想，以明朝的道路运输条件，将粮食千里万里运到规定的地方，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耽误多少正常工作？而这些运费全部是纳税农民承担的；
虽然一切耗损已经提前以数倍的数额预收了，但是，一旦运输中真的出现耗损和风险，仍然完全由纳税农民负担。这样的榨取使社会实在无力承担了，张居正就实行一条鞭改革，把一些苛捐杂税取消了，更多的却合法化后摊到地亩中。但下面实行中仍然是“条外有条，鞭外有鞭”，就是说，旧的苛捐杂税合法化后，新的苛捐杂税立即产生。
而这一切不合章程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是并不计入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的。明朝末年的大臣刘宗周的奏章说，在正额赋税外的加派达到百倍以上，有些农民每亩税负达三五两银子，人们为此家破人亡。
三五两银子，在当时能够买到三五百斤不止的上好白米。可是，当时的亩产量，肯定是连皮带谷也生产不了这么多的。赋税比土地上所有的出产还高，你说这税负还不重？
上面的吃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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