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澳门。
湿冷的海风吹过码头，卷着咸鱼和柴油的味道，扑在脸上又咸又涩。
议事亭前地的碎石路上行人稀稀拉拉，两侧的骑楼底下，不少店铺半掩着门板，伙计们探着脑袋往外张望，眼神里还带着没散去的惶恐。
距离一二·三事件过去才没多久，整个澳门的天已经翻了个个儿。
葡澳政府被打服了，总督嘉乐庇签了认罪书，街上的非洲裔葡军回了兵营，警察厅再也不敢随便拿警棍打人。国民党的机构全被查封，残余人马要么跑了香港，要么缩起来不敢露头。
左派社团扬眉吐气，工会、学生会天天在街上刷标语，连澳督府门口都有人敢坐着喝茶。
可动乱带来的萧条，还没完全过去。
博彩业冷清了大半，香港赌客不敢过来，新花园赌场的门庭冷落了不少。码头的货轮少了一多半，以前靠香港转口的生意断了大半。
搬运工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蹲在码头墙根底下晒太阳赌牌九。黑帮收敛了明面上的打打杀杀，暗地里却在重新抢地盘。
14K没了国民党靠山，气焰消了不少，水房和本地的友联趁机蚕食码头和妓院的生意。
就在这各方势力都在观望的时候，一批来自南华的华人，悄无声息地进了澳门。
祁同为穿着灰色风衣，戴着副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个牛皮公文包，看起来像个生意人。
祁同伟现在，明面上是南华远洋贸易公司的经理，真实身份是南华国情院东亚处的处长。
五天前，他接到李崇文的密电，带队潜入澳门，全面摸排各方势力，为南华资本进场铺路。
“祁处，都安排好了。”
旁边的年轻随从压低声音，他叫陆明，是国情院的年轻特工，一口粤语说得地道：
“我们租了新马路旁边的一栋洋楼，周边的眼线已经清过了。码头、赌场、工会、澳督府四个方向，都布了人，二十四小时盯着。”
祁同伟微微点头，目光扫过街道两侧的标语，眼神平静：“先别急着动作。”
“现在澳门局势刚稳定，各方都敏感。我们先看，先听，先摸清楚每一家的底牌。”
他已经了解清楚了，1967年的澳门——葡澳政府名存实亡，军队警察都成了缩头乌龟，收税都收不上来；本地的左派社团背靠大陆，掌控了民间话语权，但没经济根基，管不了生意。
本地华商以何贤为首，左右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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