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梁山新报》,如同往常一样,在汴梁及周边各路州府的茶楼酒肆、书院坊间悄然出现,却引发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剧烈的震动。头版那加粗的标题,赫然映入每一个读者的眼帘——《四海承平,梁山归正:王伦节度使领诏,共担御侮守土责》。
报道开篇便以庄重的笔调,全文刊载了朝廷招安的诏书内容,将太子监国赵桓与招抚使李纲如何“明察秋毫,洞悉时艰”,梁山泊主王伦如何“深明大义,顺天应人”,最终达成招安的过程娓娓道来。文章着重强调了王伦接受招安的核心条件:梁山治权不变,军权自主,同时,王伦代表梁山明确表示,“虽僻处山东,然身为华夏血脉,保境安民、抵御外侮,乃义不容辞之责!若异族铁蹄南下,荼毒生灵,梁山儿郎必当挺身而出,共赴国难!”
这一定调,巧妙地将梁山接受招安,从单纯的“归顺朝廷”,提升到了“以御外侮为前提的携手”这一更具道义高度和民族情怀的层面。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其传播速度甚至比李纲回京复命的队伍还要快上几分。
汴梁城内,乃至京畿、京东、京西等邻近各路州府,上至官员士绅,下至贩夫走卒,无不议论纷纷。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那梁山王伦,非是池中之物!如今受封节度使,名正言顺,实力犹存,朝廷这是养虎为患,丧权辱国啊!”有保守派官员捶胸顿足,认为李纲此举过于妥协。
“分疆裂土?此言差矣!诏书明言,只派观察使,不干涉内政,这分明是承认了梁山自立!王伦此人,野心不小!”
“尔等休要危言耸听!若非李纲大人力挽狂澜,陈说利害,太子殿下圣明独断,岂能兵不血刃,平息山东巨患?使十万边军得以回防北疆,此乃社稷之福!王伦愿共御外侮,更是深明大义!”
“不错!总好过童贯那厮,徒耗钱粮,损兵折将!如今内患暂平,方能专心应对北方恶狼。这招安,办得妥当!”
各种声音喧嚣尘上,争论不休,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朝廷与梁山之间,那持续数月、耗费巨大的战事,总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无论各方内心如何解读,至少在明面上,山东之地,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期。
随着梁山与朝廷关系的缓和,以及朝廷战略重心隐约向北转移,其他几股反叛势力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剧变。
河北田虎,本就面临朝廷大军的压力,先前还能指望梁山在山东牵制部分官军。如今梁山“归顺”,朝廷得以抽调更多兵力,加之卢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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