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半,省委小会议室里烟气浓重。
李毅飞推开窗,深秋的风灌进来,吹散了桌上的几份文件。
陈明达掐灭烟头,把一份刚收到的传真递给他。
“薛高宇同志调走后,在邻省那边很安静,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陈明达说,“但我们查到,上个月他秘书回了一趟江省,去省档案馆调阅了一批2016到2017年的文件。”
“什么文件?”
“主要是当年省委专题会议记录,还有几份干部调整的原始档案。”陈明达翻着笔记,“档案馆的老王说,薛高宇的秘书调阅时特别仔细,有些文件还拍了照。”
李毅飞拿起那份传真,是邻省的会议通知复印件。
薛高宇的名字在出席名单上,但后面用铅笔标注着“因病请假”。
“他在躲。”李毅飞放下传真,“或者说,他在准备什么。”
陈明达点头:“我也这么想。薛高宇在江省工作十多年,做到省长位置,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当年调走他,虽然明面上是平调,但圈里人都清楚,是因为您查国有资产流失那件事牵出了他的一些问题。”
“那些问题查实了吗?”李毅飞问。
“没有直接证据。”陈明达摇头,“当时他分管组织工作,几个国企负责人的提拔,程序上都有瑕疵。
但具体到利益输送,证据链断了。最后只能以‘工作失误’调整岗位。”
李毅飞想起好几年前查卫氏李案时和薛高宇的一次谈话,那时候薛高宇还是组织部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语气温和但眼神闪烁。
“毅飞同志,有些事要历史地看。”薛高宇当时说,“干部工作很难,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顾全大局。有时候,为了推动工作,不得不做一些妥协。”
“妥协不能突破底线。”李毅飞记得自己当时这样回答。
回过神来,李毅飞摇了摇头。
“现在他现在突然调阅这些旧档案,”李毅飞转身,“要么是想自保,要么是想反击。”
“或者两者都有。”陈明达说,“我建议,派人去邻省一趟,直接找他谈。他既然调阅档案,说明心里有事。
现在江港案子闹这么大,他如果知道什么,也许会开口。”
李毅飞沉思片刻,摇头:“现在不能去。薛高宇这个人我了解,谨慎,多疑。我们主动找上门,他反而不会说。要让他自己觉得,不说不行。”
“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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