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下旬,津塘,军统津塘站,站长办公室。
吴敬中放下手中的放大镜,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
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通过重庆的老关系,调阅来的关于余则成的补充档案。
档案本身很干净,余则成已婚,青浦班训练、总部电讯处工作、参与“李海丰事件”有功,戴老板嘉奖并亲自点名派往津塘……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无可指摘。
但有一条备注,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他心里:“在渝期间,与女子左兰(女,25岁,原《中央日报》记者)交往甚密。
该女子思想激进,曾发表同情异见人士言论,民国三十三年秋离职后不知所踪,疑前往西北。”
左兰。
红票嫌疑。
而且余则成的老上级,吕宗方也很可能是红票,只不过被内部处决了。
吴敬中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
戴老板亲自派来的余则成,会是个红票吗?
关键是戴老板知道吗?
如果知道还派来,是另有深意,还是被试探自己?
如果不知道……自己查出来,是功劳,但也可能打乱了戴老板的什么布局。
更重要的是,余则成来津塘这一个多月,办事得力,尤其是在协调龙二、九十四军和美军关系上,处理得圆滑周到,马王镇黑市的油水源源不断,让自己和站里都得了实惠。
这样一个“能干”且“懂事”的下属,如果只是因为一个“疑似”红票的前女友就被扳倒,太可惜,也可能打破眼下站内难得的“平衡”。
他想起余则成总是谦恭谨慎的样子,想起他每次汇报都条理清晰,绝不多言,自己拿好处也不贪心。
这样的人,如果真是红票,那隐藏得太深,也太危险。
如果不是……为了一个莫须有的“前女友疑云”就毁掉一个得力干将,更是愚蠢。
吴敬中站起身,走到窗边。
他需要的是一个既能控制风险,又能继续用其才干的稳妥之策。
当天下午,吴敬中将余则成叫到办公室,脸上是惯常的温和笑容,仿佛只是随意闲聊。
“则成啊,来津塘也有些日子了,工作上手很快,我很欣慰。”
余则成垂手而立。
“都是老师教导有方,学生只是尽力办事。”
“嗯。工作上,你是没得说。”吴敬中话锋一转,语气带着长辈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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