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滑,但深度参与内容共创的群体比例却在上升。尤其在25岁以下人群中,超过六成愿意为“有共鸣的内容”付出时间和精力,哪怕它节奏慢、传播窄。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信息,而是渴望成为叙述的一部分。
他盯着看了许久,随后在本子上画了个简单的结构图:一端是创作者,中间是平台支持系统,另一端是观众互动机制。三者之间用实线连接,唯独资本那一栏,他画了虚线,并标注:“辅助,不主导。”
他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资本市场习惯快进快出,投资人喜欢听“估值翻倍”的故事,而不是“五年培育一个生态”。上个月董事会会议上,就有股东直言:“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增长,不是情怀。”当时会议室一片沉默,只有空调低鸣。他最终只回了一句:“如果连我们都不相信内容可以长久生长,那这个行业迟早变成废墟。”
但他也清楚,如果连自己都不愿意试一次,那所谓的企业使命就只是墙上贴的口号,贴得再醒目,风吹来也会脱落。
窗外天色渐亮,楼下的街道开始有了动静。一辆环卫车缓缓驶过,洒水口喷出薄雾,在晨光中一闪即逝,如同梦境边缘的碎片。他合上笔记本,起身走到客厅角落的柜子前,拉开最下层抽屉。里面放着几块移动硬盘,标签手写而成,分别是“项目存档01-15”“合同备份”“内部会议纪要”。指尖掠过一个个名字,最后停在一块标着“原型计划”的黑色硬盘上。
这是三年前他主导设立的内部创新基金所积累的所有资料,当时立项时叫“火种计划”,寓意点燃那些尚未被看见的可能性。可惜后来战略调整,资源收缩,“火种”被收进档案库,渐渐无人提起。
他取出硬盘,插进电脑。
文件夹逐个展开,是他过去三年参与过的所有项目记录。他一项项浏览,重点标记那些曾因资源不足或战略偏差而搁置的提案。有一个关于城市青年口述史的纪录片企划,原本打算联合高校发起,记录快递员、外卖骑手、夜间便利店员工的真实生活,后来因为合作方临时退出不了了之;还有一个音乐剧孵化项目,目标是扶持年轻编剧和作曲人,预算刚批到一半就被叫停,理由是“回报周期太长,不符合当前KPI导向”。
他曾为此据理力争,甚至提交了一份长达二十页的可行性分析,附带十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样本。可最终还是败给了“效率优先”的决策逻辑。
此刻再看这些文档,心里竟没有怨怼,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清醒。这些不是失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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