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
接下来的几天，工作组在基地开展了各种活动。
组织学习会议、检查大字报张贴情况、找职工个别谈话。
基地原本井然有序的工作节奏被打乱了。
最让赵四担忧的是，工作组特别关注技术人员的情况。
他们要求查看所有人的档案，对几个家庭成分不太好的技术员进行了反复盘问。
一天深夜，赵四刚回到家，就听到敲门声。
开门一看，是年轻技术员小李，脸色苍白，眼中带着惶恐。
“赵顾问，对不起这么晚打扰您。”
小李声音发抖，“工作组今天找了我三次，问我家里的情况。”
“我父亲是旧社会的教员，但他们非要说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苏婉清给小李倒了杯水，轻声安慰他。
赵四沉默片刻，问道：“他们还问什么了？”
“他们问基地有没有人散布‘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的言论，还问我对当前运动的态度。”
小李越说越激动，“赵顾问，我一心只想搞好技术，为国防建设出力，真的没有别的想法啊！”
送走小李后，赵四心情沉重。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更让他担忧的是，工作组似乎对基地的生产情况并不感兴趣，反而一再追问“政治表现”。
第二天，在工作组组织的全体职工大会上，矛盾终于爆发了。
郑组长在讲话中强调：“技术固然重要，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生产压革命...”
他话锋一转，突然点名批评了几个老技术员。
“我听说有些同志整天埋头技术，对政治学习敷衍了事，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
台下顿时一片寂静。
被点名的老工程师张工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
“郑组长，我今年五十八了，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就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我怎么就成‘危险倾向’了？”
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工作组的一个年轻成员猛地拍桌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是对运动有抵触情绪吗？”
眼看局面要失控，赵四站了起来。
“郑组长，张工是我们基地的功臣，他主持的精密加工项目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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