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玷污神圣真理’。”
若昂七十七岁,视力衰退,但听力敏锐。“愚蠢。数学是真理的语言,不论谁说出。”
“恐惧让人愚蠢,”拉吉尼放下信,“但恐惧也让人危险。”
他们现在住在佛罗伦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房子不大但阳光充足。莱拉和他们同住,三十五岁,已是受人尊敬的助产士和女性健康顾问——虽然不能正式行医,但通过出版物和私下咨询影响日增。
“父亲,母亲,”莱拉走进书房,手里拿着一本刚装订好的书稿,“威尼斯出版社同意出版《女性健康指南》,用匿名。他们说在意大利好一些,但也要谨慎。”
若昂抚摸着书稿的皮革封面。“你母亲和她的母亲会骄傲。知识服务生命,这是最高贵的使用。”
“但我担心葡萄牙的女性无法读到它,”莱拉坐下,面容忧虑,“审查在加强,禁书名单在延长。”
“那就通过其他途径,”拉吉尼说,“通过商人之妻,通过外交官家属,通过朝圣者。知识总会找到途径,就像水找到裂缝。”
这是他们在流亡中学到的:当官方渠道关闭,就建立非官方网络;当公开传播危险,就采用秘密传递。他们的家成为流亡葡萄牙学者的聚集点,也成为连接欧洲进步思想的枢纽。
一天下午,一位特殊访客到来:克里斯托旺·德·卡斯特罗,伊内斯的远房堂兄,因批评教会腐败而被迫离开葡萄牙。
“里斯本的情况更糟了,”卡斯特罗告诉他们,喝着莱拉准备的草药茶,“国王若昂三世病重,权力落入保守派手中。贡萨洛被边缘化,他的改革提案被束之高阁。”
“那伊内斯和贝亚特里斯坦呢?”拉吉尼急切问。
“暂时安全,但压力很大。伊内斯的档案工作被严格监督,贝亚特里斯的家庭教育可能被质疑——宗教裁判所开始调查‘不送子女去正规学校的家庭’。”
消息令人担忧,但并非完全意外。若昂沉思后说:“我们需要加强网络。如果里斯本变得更危险,他们可能需要离开。”
“但贡萨洛不会轻易离开,”莱拉说,“他相信从内部改变的可能性。”
“有时候,离开是为了更好地返回,”拉吉尼轻声说,“像我们一样。从外部工作,保存种子,等待时机。”
那天晚上,若昂在莱拉的协助下,开始撰写《致未来葡萄牙人的信》。不是回忆录,不是政治宣言,而是思想遗嘱:总结一生所学,提炼家族坚持,展望可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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