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在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实验中死去的同胞，他或许名叫‘福根’，二十三岁，家在平房附近，1941年被抓走，再无音讯。”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投影仪发出的轻微嗡鸣。
“家长们担心‘细节’和‘残酷’。可我认为，没有细节的‘残酷’，是抽象的、模糊的，甚至是可以被淡忘的。‘死了很多人’，‘遭受了苦难’，这样的表述，时间久了，就会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而‘编号477’，‘二十三岁的福根’，‘被当作‘圆木’进行冻伤实验直至肢体坏死截肢……’这些具体的细节，才能让‘残酷’拥有重量，才能让‘苦难’变成后来者心头一块无法移除的压舱石。”
他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我们让孩子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噩梦，不是为了灌输仇恨。恰恰相反，是为了让他们明白，和平、尊严、国家强大，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教科书上轻飘飘的结论。它们的基础，是无数个‘福根’被剥夺的生命，是华夏文明几乎被折断脊梁的惨痛代价。唯有理解了这份代价的沉重，他们才会真正珍惜当下，才会从心底生发出‘绝不让历史重演’的钢铁意志。这份意志，才是民族团结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建立在模糊的‘向前看’口号上，而是建立在共同认清‘我们曾因何跌倒、将凭何站立’的清醒共识之上。”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坚定：“至于‘翻旧账’……账，一直都在那里。不是我们翻出来的，是侵略者、掠夺者、那些试图亡我文明者留下的血债。这本账，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看、不敢算、不敢让孩子们知道，那么，谁还会替我们去算？谁还会记得‘福根’们？遗忘，才是对历史最大的背叛，也是对未来最大的不负责任。”
陈思源坐回座位。会议室里依然安静，但空气似乎有些不同了。那位部级领导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沉吟着。
这时，赵海川举手示意发言。他穿着便服，但身姿笔挺，语气带着特有的冷静和力量：“我从安全角度补充一点。我们监控发现，近期针对新版教材试点和‘血脉记忆’工程的舆论攻击，有明显的推手特征。煽动‘伤害minzu感情’、‘不利团结’等话术，与某些境外的长期用以分化、软化我们历史认知的策略高度吻合。他们害怕的，正是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建立起基于真实历史的、牢固的文明认同和国家认同。敌人反对的，往往正是我们做对的。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因为外部噪音和内部某些过度的‘保护’心态而自缚手脚。”
领导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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