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能做事，能成事。只要给机会，给信任，给支持——女人什么都能做。”
四月十二，傍晚。
采访持续了三个时辰。
史沫特莱问了很多问题。
问妇女教育，守芳讲了她们办的识字班，讲了多少期，认了多少字，有多少妇女学会了记账、写信。
问孤儿院，守芳讲了那几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的故事，讲他们怎么进孤儿院，怎么读书，怎么学会一技之长。
问伤残救助基金，守芳讲了三道岗子那回，讲那些断了腿、瞎了眼的兵，讲他们怎么领抚恤，怎么学手艺，怎么重新站起来。
问东北大学，守芳讲了胡适之、刘仙洲、李四光那些名字，讲了他们为什么愿意来，讲了她对大学的期望。
史沫特莱记了满满一本子。
末了，她合上笔记本，看着守芳。
“张小姐，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冒犯。”
守芳看着她。
“请说。”
史沫特莱道。
“关于日本。日本在东北的活动，您怎么看？”
屋里安静了一瞬。
守芳走到窗前。
窗外天快黑了，南满站的钟楼在暮色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她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
“史沫特莱女士，我们欢迎一切基于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谁愿意跟东北做生意，跟东北做朋友，我们都欢迎。”
她顿了顿。
“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和压迫。东北是中国的东北，这里的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也有决心保卫自己的家园。”
史沫特莱看着她。
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张小姐，您这话，我能写进去吗？”
守芳点点头。
“能。我就是说给您听的。”
四月十四。
史沫特莱离开奉天。
临走前，她握着守芳的手，说了几句话。
“张小姐，我在中国待了三年，见过很多人。您是少数几个让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希望的人。”
守芳摇摇头。
“不是我。是那些干活的人，那些种地的人，那些念书的人，那些当兵的人。他们才是希望。”
史沫特莱笑了笑。
“您说得对。可没有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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