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翻到最后一页，上头列着一个数字。
“仅此一艘船，走私煤炭约一千二百吨，铁矿约八百吨，大豆约五百吨。按市价估算，价值约十五万元。”
十五万。
一艘船，十五万。
一年有多少艘这样的船？
她不敢往下想。
七月二十。
守芳在听雨楼召集沈君和周账房。
她把这两份报告摊在桌上。
“沈君，你猜对了。日本人在大连港，不光正常贸易，还大规模走私。煤炭、铁矿、大豆，能运走的都运走。报关单上的数字，只是他们想让人看见的数字。”
沈君的脸色沉下来。
“小姐，咱们怎么办？”
守芳沉默片刻。
她走到窗前。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日光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怎么办？”
她轻轻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
“不怎么办。”
沈君愣了愣。
“不办？”
守芳转过身。
“咱们现在办不了。大连港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动不了。就算把这些证据捅出去，日本人也能赖掉。”
她看着沈君。
“可有一条——咱们得知道。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知道他们运走了多少，知道他们从咱们的土地上，偷走了什么。”
她走回案边。
“从今天起，这份情报，单独立档。每个月送一份汇总。不光是大连，营口、安东，所有日本人的港口，都要盯。”
她顿了顿。
“这些东西，现在用不上。可总有一天——”
她没说下去。
沈君懂了。
七月二十五。
守芳收到一封信。
是从大连寄来的，落款是那个老码头工人。
信不长，字歪歪扭扭的，可每一笔都很认真。
“张小姐，俺这辈子没念过书，不会写几个字。可俺想告诉您，您让俺盯的那些事，俺记着呢。日本人偷咱们的东西，俺一笔一笔都记着。等哪天您用得着，俺把账本给您送来。”
守芳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她把信折起来，放进檀木匣子里。
和那些信、那些报告、那些情报放在一起。
匣子满了。
她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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