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三月初九。
奉天城开了春。
南满站前那几棵老杨树爆出了毛毛狗，嫩绿的，风一吹，满街飘白絮。帅府后院的丁香也开了，淡紫色的小花一簇一簇的，香气飘过半条巷子。
守芳立在听雨楼正房窗前，手里攥着一封信。
是从美国转来的，绕了大半个地球，走了两个月。
信纸是那种厚厚的洋纸，上头像印着什么花纹。字是用打字机打的，一行一行，整整齐齐。
“张守芳女士钧鉴：
我是《纽约时报》驻远东记者，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听闻您在奉天推动的各项事业，甚为钦佩。我正撰写一篇关于远东女性地位的系列报道，不知是否有幸采访您？采访时间、地点、形式，均可按您方便安排。
盼复。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927年12月15日于上海”
守芳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她把信放下，走到窗前。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春阳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史沫特莱。
她想起上辈子在某份资料里见过这个名字。
美国记者，左翼作家，同情中国革命，与鲁迅、茅盾、丁玲都有来往。后来写了《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记录中国抗战和红军长征。
那是几十年后的事。
此刻，这人正在上海，想来奉天采访她。
沈君站在一旁，见她半天不说话，忍不住问。
“小姐，您在想什么？”
守芳转过身。
“沈君，你说，我该不该接受这个采访？”
沈君愣了愣。
“小姐，这事……得看您自个儿。洋人记者，咱们没打过交道。万一他们乱写……”
守芳摇摇头。
“这个史沫特莱，不是那种乱写的记者。她写过不少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在美国有影响。”
她顿了顿。
“再说，咱们做了这么多事，也该让人知道了。不是为出名，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东北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三月十二。
守芳给史沫特莱回了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她的英文是跟贝克尔医生和那些德国工程师学的，这些年一直没断，能说能写，虽然不算流利，但够用。
“史沫特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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