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道言官展现了自己的灵活性，绝大多数的科道言官，都不是骨鲠正臣，他们会权衡利弊，会思考得失，会犹豫不决，而不是像沈鲤那样，连上四封奏疏反对。
科臣第一次展现灵活性是明明是事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但缺乏记载，缺少文书，情况不明，没有足够证据，生怕陷入诬告反坐的窘境之中，不敢顶上去，而是去寻找那个抄书抄漏的人。
第二次就是叶向高了，弹劾叶向高，把叶向高劾倒了，就要有人去顶替叶向高去吉林，这年头，去吉林开拓，和流放没有区别了。
沈鲤就不够灵活，不对的时候，他就会说，会反对，而不是权衡利弊得失。
从谭纶病故至今，每一位重臣离世，朝臣们明知道皇帝会力保这些重臣的身后名，但他们还是会试。
试探皇帝的反应，试探风力舆论，之所以要试探，是因为利益实在是太大了，只要能把这些大臣们变成恶人，那么正义的一方，就可以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继承遗产了。
比如徐阶扳倒了严嵩后，就要通过搞胡宗宪的方式，把严嵩彻底定为奸臣，然后把严嵩的严党、门生故吏、掌控的政治、经济资源，全都弄到自己的手里。
至于徐阶和严嵩到底谁更加奸，对江山社稷的危害更大，在政斗里，反而不那么重要。
朱翊钧个人认为，徐阶比严嵩更奸，严嵩作为首辅，东南平倭、西北拒虏，虽然百般困难，但还勉强维持住了局面，甚至东南平倭以大明胜利而告终。
徐阶做了首辅，除了贪银子，搞争斗，就没干别的。
但这种试探，其实不多，科臣们又不是蠢，他们相当清楚有些大臣，只能阴阳怪气，有些大臣，可以彻底搞臭。
比如王崇古这个奸臣，他一死，就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朝臣们对王崇古的攻讦，就不会有危险，因为王崇古犯下的是僭越之罪。
皇帝不方便也不能出面过分回护，所以只好让匠人下山。
比如凌云翼这个杀星，他犯下了杀戮和破坏秩序的罪孽，善战者服上刑，尤其是掀了兖州孔府，更是对秩序的一种挑战。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斗争，在皇帝的允许范围之内。
谥号确定，凌云翼安葬在了金山陵园，这件事就彻底的画上了休止符。
科道言官们斗来斗去，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这一切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次要矛盾在进行，次要矛盾就是成功，其实也是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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