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奉天城热得像蒸笼。
可南满铁路奉天站的值班室里，却冷得像冰窖——不是温度低，是气氛冷。两个日本职员坐在藤椅上喝茶，四个中国职员站在墙边，低着头，连喘气都不敢大声。
“林桑，”一个戴圆框眼镜的日本人开口，说的是生硬的中国话，“上个月车站货损报告，为什么少了三页？”
被点名的中国职员叫林文渊，二十八岁，满铁奉天站调度科三等文书。他个子不高，有点瘦，眼镜片后的眼睛总是微微垂着，看着地面。
“铃木主任，”林文渊声音很轻，“那三页……是上野课长说不用写的。”
“八嘎！”铃木一拍桌子，“上野课长调去大连了！现在这里我说了算！补上！今天下班前补上！”
“是。”
林文渊退回墙边，手指在裤缝上摩挲。他旁边的老张递过来一个眼神，意思是“忍着点”。林文渊点点头，眼底却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阴郁。
熬到下班，林文渊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回家。他家住在满铁附属地外头的中国区，一个胡同大杂院里，两间东厢房，住着他和卧病在床的老娘。
刚进院门，邻居刘婶就迎上来：“文渊啊，你娘今天又咳血了。药抓了吗？”
林文渊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抓了。刘婶，谢谢您白天照应。”
“谢啥。”刘婶压低声音，“不过文渊，这药……不便宜吧？你那份差事……”
林文渊苦笑。他在满铁干了六年，月薪二十块大洋，听着不少。可日本职员干同样的活拿四十块，还各种补贴。这二十块，抓药、吃饭、房租，紧巴巴的。
更憋屈的是，在站里，中国职员不能和日本人用同一个厕所，不能进同一个食堂，见面得鞠躬问好。上个月，他亲眼看见一个老搬运工因为挡了日本课长的路，被一脚踹下站台，摔断三根肋骨。日本人的处理是——赔五块钱，开除。
“这日子……”林文渊推门进屋，看着炕上咳得蜷成一团的老娘，眼睛发酸。
同一时间，启明学堂后院的葡萄架下，顾雪澜正在批改作业。
守芳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最新的《盛京时报》——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报纸，头版头条是“满铁运营效率再创新高”。
“雪澜姐，”守芳坐下，“你上次说，你有个表哥在满铁工作？”
顾雪澜放下笔：“嗯，叫林文渊，在奉天站调度科。怎么了？”
“想认识一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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